新和旧都是相对的，旧事物必定要被新事物所替代。推陈出新是一个永恒的课题，学术也是如此。
    我国古代的传统学术在经过了自己的辉煌阶段后，不管是今文还是古文、汉学还是宋学，一时都难以脱离儒家学说的窠臼。鸦片战争后，外敌入侵，西学东渐，“大攻西书”、“新识深思”的人逐渐增多，人们在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，也努力探究西方的社会学说。传统学术开始融入新的因素，但社会效应却很一般。甲午战争后，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在“引进”时如何取舍的问题。这也是一个与推陈出新密切相关的问题。其中，梁启超的观点颇有见地。
    梁启超认为，要“译西方有用之书”，“用西方有用之才”。也就是说：西方的书，不全是有用的；西方的人，也不全是有才的。他又说：不能“仅识外国人语言”，“稍涉范篱”，未窥门径，草率从事，翻译成书。这样所译之书未必有用；而译书之人又“仅识文字”，自然不能“达意寻恉”。由于西方各国的成果是不断更新、日新月异的，他主张要译西方“最新之书”，而不是陈旧之书；要引进西方最新的科学技术，而不是已经被“吐弃不屑道”的“旧论”。他还提出，学习西方，要通习“中国之情势政俗”，不是“徒通西文”，遂可以从事的。“必其人固尝邃于经术，熟于史、明于律，习于天下郡国利病，于吾中国所以治天下之道，靡不挈枢振领而深知其意”。也就是说，在学习西方的同时，不能忽视我国的传统学术，不能不考虑我国的具体情况。
    梁启超的这些言论距今已有100多年了。在这100多年中，我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中外交流的情势也与当时不可同日而语。但重温旧说，细加寻绎，对于我们今日的学术创新还是不乏教益的。
    事实上，在学术的推陈出新方面，我们也有很多典范，他们“邃于经术”，又勇于开辟新领域。比如，被陈寅恪誉为“开拓学术之区宇，补前修所未逮”的王国维。王国维曾为人书写过一副对联：“旧德醉心如美酒，新篇清目胜真茶”。他本人就是既汲取外来的“新篇”，又有“前修”的“旧德”，从而在考古、美学等方面作出了创造性贡献的。
    推陈，不是“修旧”。东汉郑玄注释《诗经》的“新庙奕奕”，说是“修旧日新”。如果和外来文化没有或很少接触，是难免囿于旧学而“修旧”的。如今，时代不同了，情况变化了，再不能闭关自守、闭门造车、“修旧”不进了。
    推陈需要引进，引进不能忘记推陈。熟悉原有的“陈”，才能“推”出今天的“新”。只是高谈创新，而忽视或放弃自己的特色，很难有真正的创新。
    推陈出新，意味着不是遗弃全部传统，而是去其糟粕、取其精华，创造新事物，取得新进展。